2020年,我國有196萬種書沒有賣出1000冊,圖書質量良莠不齊。與此同時,隨著人們的閱讀越來越碎片化,書反而越出越厚。有人問:以往老一代學者寫的“小而可貴”的書,今天還在嗎?“大家寫小書”的傳統,如何延續下去?圍繞讀者關切,記者進行了深入采訪。

北京,王府井書店。最顯眼的書架上擺放著一些看似“大部頭”的歷史類圖書。翻開一本封面寫著“理想讀本經典藏書”的《史記故事》,全書42萬字,卻并沒有一段《史記》原文,主編名為“青宛”,責任編輯名為“千尋”,基本等于“查無此人”。這本書旁邊還陳列著一本《中國歷史上的那些女人》,字數超過80萬。

走向書店一角,歷史學家顧頡剛《中國史學入門》默默豎立著,這是一本不足10萬字的小書,重量還不及上述《史記故事》的一半,卻是公認的經典。

這是2021年中國圖書市場的一瞥,大數據則更為宏觀,據開卷調查顯示,2020年全國圖書零售市場規模首次出現負增長,新書品種降至17萬種,同比下降近12%,與此同時,一年中多達196萬種書沒有賣出1000冊。我國圖書品種增長正在放緩,但即便是這樣,仍有大量讀者在浩瀚的書海中迷失,被包裝和噱頭吸引,錯過樸素的經典。

改革開放40余年,從“書荒”到“書海”,閱讀的核心問題早已改變——我們不再無書讀,而是要讀好書;書店里不是缺好書,而是讀者不知如何選好書。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也曾發出過這樣的疑問:今天大家的讀書時間越來越少,書怎么反而越出越厚?以往老一代學者寫的“小而可貴”的書,今天該如何尋找?

讀者之惑:茫茫書海如何遇見對的它

繁忙的北京地鐵一號線,是菲菲用手機讀書的地方。這是菲菲從北京大學畢業后進入職場的第一年,為了不丟掉在學校里養成的閱讀習慣,她擠出通勤時間,“逼著自己在地鐵上讀書”。

常用的手機讀書軟件里藏著她的興趣:《世界繪畫圖鑒》《如何看一幅畫》……讀人文學科的菲菲很想系統地了解藝術史,卻苦于找不到權威著作。“我對版本知識了解比較少,也不是很懂不同出版社有什么不同的特色,所以選書時通常是按圖索驥。”她覺得,找書自學是“一件花時間、走彎路的事”。

于是,困惑來了——“很多書的內涵一兩頁就能說完,卻非要寫那么厚一本。”擁擠的地鐵上并不適合帶一本權威的大書,可是書店里賣的那些名為“半小時讀懂××”“極簡××史”的書,菲菲卻覺得很不靠譜,像英國、日本地鐵上人們讀的那種小開本的“口袋書”,為什么我們的書店里很少見?

出版界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:華人世界沒有一本口袋書是成功的,做口袋書等于“自取滅亡”?,F實也是如此,在偌大的北京書店一層,只有一個書架可憐地陳列了幾本漫畫口袋書。

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,菲菲開始認為,“厚重”約等于“權威”,但她回憶起大學時老師推薦的一些書單,許多名家經典都是輕薄的一本。“這就像現在流行的‘內卷理論’,五千字能說清的事,有人寫到一萬字,甚至兩萬字,書就越來越厚了。”

菲菲的“選書之惑”不是個案。

在外企工作的80后青年潘景華有著廣泛的閱讀興趣,他常常徘徊在偌大的深圳圖書館里,找書花費了大量時間,想了解的專業領域很難找到入門之法,潘景華對記者說:“你們能不能建議圖書館為讀者選一些權威書目?”

據2020年開卷監控數據顯示,圖書零售市場動銷品種達214.5萬種。而2017年開卷發布的一份滯銷書報告,年銷售數量小于10本的圖書,占全部圖書品種的45.19%,這充分說明了圖書市場的良莠不齊。信息爆炸的時代,在書海泛舟,越來越需要讀者具備超強的選書能力。

學者之思:書籍不應以“厚薄”定“大小”

提倡“小書”這件事,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已經做了十多年。

圖書該如何減肥?早在2006年時,陳平原就發表了一篇名為《懷念“小書”》的文章,指出現在的圖書過分臃腫,已成為中國出版業一大通病,如果評獎,評委一般傾向于“厚重”的——既然你我都沒時間細讀,那就只能看“分量”了,十萬字的,肯定不如百萬字的,人家書寫那么厚,肯定下了功夫,以致養成這么一種風氣,似乎沒有四五十萬字根本拿不出手。十幾年里這種情況并沒有改變。

陳平原認為,書不應以“厚薄”定“大小”,一本十幾萬字的書籍也能被稱為“大書”。三十年前,陳平原和幾位學者一起編選的“漫說文化叢書”就是計劃做一套“小書”。2020年9月,他主編的“人文書系系列叢書”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,序言的主題也為《小而可貴之書》??芍^將“提倡小書”踐行到底。

哪些是優秀的小書?陳平原認為,日本的“巖波新書”主旨就是追求“專門知識的通俗化”、標榜“現代人的現代教養”。在國內,三聯書店出版“三聯精選”、北京出版社的“大家小書”系列,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“袖珍經典”都是“小而可貴”的書籍。

“大家小書”這個中國讀書領域的專屬名詞,源自北京出版社的“大家小書”書系。北京出版社副總編輯安東介紹,“大家小書”是北京出版集團的注冊品牌,是受到商標法保護的名品,這在出版業大概是首例。

“大家小書”編委會成員、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很滿意自己為這套書撰寫的總序。他認為,“大家小書”是“大家寫給大家”的書,“在信息爆炸的時代,人們要學的東西太多了,補習,遂成為經常的需要。如果不擅長補習,效果未必很好”。袁行霈說,“大家小書”的開本不大,讀者可以揣進衣兜里,隨時隨地掏出來讀上幾頁,在路邊等人的時候,在排隊買戲票的時候,在車上、在公園里,都可以讀,這樣的讀者多了,會為社會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學習的氣氛。

據了解,2002年開始出版至今,“大家小書”系列已經出版了200種圖書,有的引導文學欣賞,如袁行霈先生的《好詩不厭百回讀》;有的介紹入門路徑,如葉圣陶先生的《寫作常談》;有的傳道授業解惑,如費孝通先生的《鄉土中國》;有的是學科概述,如張慰慈先生的《政治學大綱》;有的是文化歷史掃描,如程應镠先生的《國學講演錄》;有的貫通科學與人文,如竺可楨先生的《天道與人文》。

“大家小書”也深受讀者歡迎,2020年,我國有196萬種書沒有賣出1000冊,但“大家小書”中沒有一種書的銷量低于1000,年銷量最高的達到七八萬冊。2015年,“大家小書”全品種入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“首屆向全國推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書目”,曾連續三年獲譽“中國好書”。

在大家小書百種紀念會上,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寧說:“我就看著這些小書十本十本地擺在我的書桌上,我差不多每一本都瀏覽。這些看起來薄薄的小書,讀者從中獲得的東西卻很豐厚。”

編者之守:希望把知識殿堂變為文化日常

北京出版集團人文學術編輯部主任王忠波拿起了他編輯的一本《新建筑與流派》,講得“如癡如醉”:“童寯和梁思成只差一兩歲,當時他們都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建筑……”在王忠波說了二十分鐘童寯的故事后,記者打斷了他:“可是,很多人并不像了解梁思成那樣了解童寯,他為何進入‘大家’行列?”

事實上,童寯的《新建筑與流派》是中國近代最初針對西方現代建筑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成果之一,該書1977年首次出版,曾是許多建筑學人的啟蒙讀物。但童寯是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低調學者,很少走進大眾視野。

“童寯‘藏’太深了。”王忠波說,我做這本書的時候,公眾幾乎不知道童寯,只是建筑學界知道他,但當這本書出來后,建筑學界已經開始深入地討論童寯了。“大家小書”做了一個工作,就是拾遺,圖書編輯的工作是一個發現的工作,把像童寯這樣的人從專業領域“打撈”出來,推到公眾面前。

知名的如王國維、馮友蘭、顧頡剛等,少為人知的如童寯、常任俠等,在文字中,王忠波看到了前輩學人遠去的背影,他希望讓大家知道,這些小書可以出現,能夠流傳,是因為有過這樣一批人,他們曾為啟蒙奔走,曾為公眾寫作。

“‘大家小書’的傳統不能丟,就是我們做文化普及的傳統不能丟。”“大家小書”總策劃高立志認為,當下必須有人來做文化普及的工作。

高立志認為,現在出大全集的風氣似乎淡了,但極簡風勁吹,我們怎么可能奢望半小時讀懂中國史,一本書讀懂世界史呢?希望讀者相信大家、大專家寫的東西。我們需要一些體量較小的可靠的小書,大家小書的初衷便是解決讀者揀選之難,讀多了這些書,可以理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,能對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脈有個大致概念。書系遴選書目的標準是選一些真正的專家認可的書,然后請專家寫導讀,引導讀者讀書。高立志說:“但我們現在也碰到了當代的‘大家小書’遴選難的問題,因為當代的學者寫小書的越來越少。”

近20年出版了200冊圖書,這并不是一個很快的速度,編輯團隊拿出了十足的“工匠精神”打磨這些精品,一點點文字細節都能展開一場討論。王忠波說:“我曾經也有7天出一本書的時候,我們可以做到,但是我不選擇。大家小書是有價值觀的。”

“大家寫小書”的傳統不會丟,高立志說,出版界有一批具有同樣文化追求、文化定力的同行,上海古籍出版社的“蓬萊閣叢書”、商務印書館的“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”等等,都是為當代人遴選的經典。其實,只有作者、編輯、讀者進行良性互動,才能進入寫好書、出好書、讀好書的良性循環,最終形成全民閱讀好書的氛圍。

“讀書就是一顆種子,通過普及思想文化,慢慢地把殿堂變為日常。”王忠波說,“這是我們做編輯工作的意義。”

記者 陳雪